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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许多企业竞相承诺要落实净零目标，更加迫切检视它们是否有“漂绿”（greenwashing）嫌疑。本月初，一份由欧洲非政府组织新气候研究所和碳市场观察（Carbon Market Watch）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制定净零目标的大企业中，许多的气候目标都不具诚信，有一半的公司没有为其目标设定绝对减排值。报告突显了围绕企业自愿减排的复杂性。 这些事件都显示，气候危机所延伸的各种其他问题，如企业责任、代际资源分配等，下来都有可能主导各国的政治议程。 这是《巴黎协定》签订以来，有企业被法院要求加快减排的首起案例。在东南亚，菲律宾多个民间组织于2015年也曾向当地人权委员会发起提诉，要求该机构就更早之前台风海燕造成的灾害损失，调查全球40多个化石燃料企业在碳排放与人权方面是否失责，间接导致风灾发生。
（作者是区域媒体与咨询公司益笔思（Eco-Business）编辑部助理主任） 曼恩指出，若情况持续，这将掀开一场新型的“文化战役”。 报告作者、新气候研究所创始合伙人托马斯戴（Thomas Day）指出，若不加紧对这些公司的监管与问责，它们基本上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到头来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这些净零声明，而是这些企业实际上承诺了什么。” 新加坡是首个引入碳税的东南亚国家，但它自2019年起为每吨温室气体排放征收的5元（约3.71美元）碳税，实在低于合理水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中高收入经济体制定的50美元或75美元碳税标准相差甚远。 大多数人或许都支持让碳排放大户为气候变化买单，但实际上，随着为碳排放定价成为主流趋势，一般企业也面对与日剧增的转型压力及风险。按目前的趋势进展来看，若责任过重地落在一般企业身上，可能造成反效果，企业甚至会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主张将政策“去气候化”。 一方面，企业在承诺要为气候危机买单或设定任何减排目标时，必须确保这不仅是一种公关策略；若使用碳抵消（carbon offset）的方式来补偿排放，碳交易市场也须透明，交易的质量必须受到严格监控。 另一方面，国家监管机构与领导人必须确保它们能谨慎地推进任何绿化相关政策，让政策与规则都具公信力、清晰且公平。这也许是新加坡之前在碳税定价方面较小心翼翼的原因之一。 新加坡在建立大宗商品交易方面一向有良好记录，其金融枢纽地位也具备独特优势，可在碳市场发挥关键作用，甚至是示范作用。若提早奠定这样的基础，将给予驻亚洲的企业更多信心，同时也可协助本区域企业尽早落实减排目标，加强这些企业的信用，以免社会因气候暖化议题而分裂。 除了政治场域之外，许多国家的法院也正成为新战场，以游击方式为气候危机打官司，迫使政商权贵正视减排责任，成为环保主义分子推动减排进程的策略之一。去年5月，荷兰海牙地方法院就裁定，石油巨擘蚬壳公司减排目标不足，颁令蚬壳必须在2030年前，按2019年的碳排放水平，再减排45%。 过去两周，英国的气候科学家与国会保守党成员，就在气候议题与英国迈向净零（net-zero）排放的承诺上拉开战线。气候科学家曼恩（Michael Mann）指出，为拖慢国家的减排进程，部分政治领导人正刻意散播假信息，尝试说服大家：绿化费用基本上都是普通人在承担，任何气候行动也只会导致生活费高涨。他们以此推动减税与增加化石燃料的生产；而这样的说辞也得到了部分民意支持。 对我国而言，制定正确且合理的碳价也有更广泛的战略意义，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可成为区域规范或指标。对于希望驯服混乱的跨境碳交易，且已雄心勃勃地启动碳市场的新加坡来说，碳税将是引导碳减排资源优化配置的其中一个有效价格信号。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去年中受访时曾指出，如果新加坡没有制定合理碳价，那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举措将无法取得经济意义，也无法进一步推展。 为碳行业带来亟需的标准化和透明度，也有助新加坡甚至是东南亚区域国家，避开目前西方国家因气候挑战而陷入的争议。 在碳市场方面，自去年COP26联合国气候峰会以来，各国遏制全球变暖的压力不断增加，企业和投资者对以碳抵消方式补偿温室气体排放的做法，也日益感兴趣，碳价自2021年6月以来已经上涨两倍。监管机构正呼吁为碳市场制定严格标准。 市场环境充斥通货膨胀上扬的风险，目前任何税率调升都须经过仔细考虑和规划。今年，除了许多人关注、即将上调的消费税之外，企业相信也非常关心本地碳税的调整。待本文见报时，政府应该已在财政预算案声明中宣布了碳税增幅。 |
